小木屋之缘——30年后《小木屋》主人公与她的

2015年1月14日，天气预报“北京有零星小雪。”降雪地区包括门头沟。雪未降，霾先至。在去门头沟的路上，多数汽车不得不打开汽车雾灯前行。原本我的目的地是门头沟的著名景区“灵山”，那里有徐凤翔离开西藏后又亲自创建的第二座生态研究所。前一晚在意外得到徐凤翔教授的联系电话后，我很是兴奋了一下——因为能当面采访30多年前几乎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科学偶像。但徐教授在电话里安慰我的话，却让我颇感失望，她说，不用上灵山了，我就住在门头沟城区，可以少走100多公里的路。 失望，源自30多年来没有谁能把徐凤翔和“小木屋”分开。不在灵山采访徐教授，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缺憾。 钱学森该是中国一“子” 徐凤翔在北京的家相当简陋。一见面她就说：“我这里是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之前记者绕着她家询问附近的居民“徐凤翔教授家住在哪里”时，却没人知道。看来，在这个简陋的地方，住着世界高原生态学创始人的事情，鲜为人知。今年84岁的徐凤翔说，自己每年还要到国内外去补生态考查课，“去年我刚刚去了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是我应该去的。”自从曾经是大学化学教授的爱人范自强去年去世，徐凤翔就一个人生活在了北京的家中，但她又很少在家，“认识我的人可能觉得我现在很清闲，是足不出户的状态。其实错了。2015年，我已经把自己的时间安排满了，都是大事，哪件我都不会放弃。”从上世纪80年代几乎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科学偶像，到现在的鲜为人知，清静如此，这个关于“徐凤翔”的“选择”或是“遗忘”，让我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震颤。 当然，学界一直没有忘记徐凤翔。几天前，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议，内容是“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发表30周年”，研讨钱学森思想的价值，徐凤翔受邀参会。1月14日，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大四的学生王琛来到徐教授家，请她对会议提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以便他们整理会议论文用。记者坐在边上听了这场讨论。很明显，徐凤翔做了认真的准备。她拿着一个手写的讨论提纲，对“小朋友王琛”说出自己的观点。她说，钱老是当代的思想家，应该从“钱氏系统论”的角度去研究、总结钱学森，而不能偏一一隅地限制在具体的问题当中。徐凤翔说：“钱老的系统论、方法论，让我很佩服。他的思想理念和现实结合时，是运筹学、控制论等大思想的综合，这是钱老这个伟人全方位考虑问题的方法论。他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是我们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方面的一个统帅人物。”她建议这样定位钱学森：“天地悠悠，圈层系统；协调进展，寰宇大同。我们应该把钱老定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位置上去认识，他的意义和诸子相同。” 她转过头来和记者交流：“钱学森的系统论是很值得我们深度研究、注意的。” 徐凤翔也完全没有停止自己在生态科学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关注。她的关注，依然目光如炬。她说：“我们应该破除‘天灾人祸’这个词对认识世界的负面影响。” 考察中与黄宗英（右）并辔而行 岗乡营地 “什么是天灾?什么是人祸?”坐在记者面前，她像是在和记者对话，又像是在深思之后自语，“所谓‘天灾’，其实是大自然依照自己的规律在运动，和人类无关。说它是‘天灾’，那是人类在自己利益角度的抱怨。我们不能设想地球的某个地方，地下能量聚集过多而不释放出来，这些能量的释放就是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和人类没有半点关系，怎么能叫‘天灾’呢?某个地方闹蝗灾，也是昆虫在自己的地方吃的不够了，正赶上农田里的作物生长的合适，人家按照本能飞过来，就吃了，怨得昆虫们嘛?它们哪里知道哪是稻谷，哪是草籽呢?还有所谓的‘人祸’。人也是要生存的。我把人类定义为‘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组分，生物组分中的动物，动物组分中的一种，人种中的一员。’这样的定义，是对人类的客观描述，既能说明人类的重要，也能说明人类的卑微。所以，我说，没有天灾，只有自然规律；没有人祸，只有人类干预自然。人要生存，就要干预自然，尽可能地获得好的生存条件，这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人类关于自然行为的‘度’。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气候变暖，认为人为的因素很大。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自然现象和人为干扰同时存在，而人的因素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地球上大冰川和小冰川有自己渐冰期、大冰期的规律存在，现在变暖，更可能只是冰期的内在规律。我们现在被霾困扰，可一直在错误地使用‘雾霾’这个词。‘霾’就是霾，可称为‘灰霾、阴霾’，不能叫做‘雾霾’。雾气是多好的东西啊。” 徐凤翔说，在西藏科考，当年走在蕨类植物的下面时，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蚁在运动。人类和万千变化、依照自己规律衍变的大自然相比，有时还不如一块冻石上的苔藓，那些苔藓寿命可长达千年，而人类百年已算幸事。“我们是什么呢?说是蚂蚁，已经不算卑微了。” 现在是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徐凤翔，在把这个研究所交给当地政府托管后，换了方式来关注她的生态学研究。每晚凌晨睡不着了，她会打开电视看看科教频道的节目，并做下自己的笔记。很多时候，她会不自觉地伤感起来。“我们的景区很多的恶俗现象。《人生》杂志向我约了一篇稿子，我要说些话。我还要讲讲我的俄罗斯贝加尔湖之行。我是不是在伤感?很难说。我的伤感是宁静的、热泪盈眶的，有些小资吧。我时常会为很多社会现象激动一下。现在，人家轻易不会请我出来，因为我的岁数太大了，担待不起。我只能每年自己出钱到世界各地去补那些缺了的课。”她沉思着对记者说。此前，她已经多年自费开始了自己的世界生态科考之旅——东赴日本、北飞美洲、南下亚马孙……今年，她的计划是澳大利亚。 记者与徐凤翔合影 走进雅鲁藏布江大拐弯 徐凤翔有个藏族的名字“辛那卓嘎”，意为“森林女神”。 1977年，正在南京林业大学教书的徐凤翔得知国家有教育援藏项目，就开始竭力争取自己去援藏的机会。1978年，她47岁时，成功地得到了援藏的机会，成为西藏的大学教授，来到了西藏农牧学院，一待就是两年。西藏，是她梦寐以求的地方，两年援藏任教，西藏就再也不能从她的生活里抹去了。返回南京继续教书后，到1985年，徐凤翔干脆请调到了西藏农牧学院工作，成了彻头彻尾的西藏的高校教育工作者。到1995年北京世妇会那年，她作为西藏的妇女代表来到北京怀柔参加了会议，向世界讲述了自己的高原生态学课题研究。 来到世界第三极扎根工作的徐凤翔，身高不足160公分。在她大学本科阶段时的照片里，她一袭白裙，清秀俊美至极，完全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江南小女子。谁能想到，创建人类高原生态学的人竟会是她，而不是那些七尺须眉的汉子? 或许，大作家黄宗英最先关注徐凤翔的原因正在于此。她告诉作协：“我必须去和她在一起。”在人家问她：“你要写徐凤翔吗?”她回答：“不知道，但我就是要去!”后来，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小木屋》，也才有了徐凤翔创建的“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再后来，黄宗英两次写下遗书，把自己押给电视台，追着徐凤翔走进高原拍摄同名电视片。徐凤翔说，宗英姐对“小木屋”的建设居功至伟，但“我实在不懂，她为什么会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兴趣。毕竟，她是个艺术家。我必须承认，‘小木屋’最初的知音就是黄宗英和她的老伴冯亦代。” 黄宗英写的《小木屋》感动了她的四哥黄宗汉，他和黄宗英一起到处奔走，为徐凤翔寻找社会支持，最终，从香港争取到了10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而从不会经营的徐凤翔只要了5万元，就带着自己的科研队伍走进了雅鲁藏布大峡谷。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徐凤翔西藏之恋的核心，她把这个藏东南水系网络的中枢、核心地带，称作“祖母绿的项链”。这个美丽的“项链”，人迹罕至。徐凤翔和她的科考团队三进三出大拐弯之后，科学考察的收获颇丰，人，也在战胜了几多风险之后如同“涅槃”。在大拐弯的悬崖峭壁旁，她曾经即景赋诗：“岩旁露宿残月伴，扎曲芭蕉听雨眠”，毫不夸张地记录下了当时环境的凶险与工作。他们夜宿芭蕉叶挡雨的帐篷，晓行被茂密的植被遮盖住的塌方、峭壁，时刻犹如虎口脱险；每天，他们紧贴岩壁前进，伴着身旁万年不竭的江涛，采集样本、记录数据、拍摄资料……和那里的野生动物一起，浑然融进了藏地高原的神圣之中。一天，大家正在江边的一块岩石上工作，徐凤翔忽然看见随行采访的《西藏日报》记者虔诚地跪在滔滔的江水边，双手合十……她拿起相机拍了下来。“那一刻，我的心既惊又静。我们曾经测量过几株胸径2米，树高50多米的藏柏，这些古树从未受到过任何侵害，因为，在藏族群众的心里，那是神木，是用来拴住让雅鲁藏布江发怒的神牛的鼻子的。” 三进三出大拐弯之后，徐凤翔采了一大捧杜鹃花，带给因高原反应强烈而未能和他们同行的黄宗英。年届花甲的“宗英姐”身体稍感好些就强烈要求随他们去大拐弯，但没有成行，此刻住在林芝的部队医院里。她要把这束杜鹃花送给黄宗英这个科学的知己。将近30年之后，黄宗英在为徐凤翔《高原梦未央》一书写的序中说：“在西藏波密岗乡那座小帐篷中，徐凤翔第一次和我谈起她的梦。……我陶醉在她的计划中，我觉得她的梦已变成我俩共同的梦了。于是我写了报告文学《小木屋》。” 宗英姐，徐凤翔的至情 徐凤翔和黄宗英之间的故事，多得说不完，到今天，30年了还在继续。 为帮助徐凤翔，黄宗英向国家科委介绍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人做的一件千载难逢的事。”黄宗英这样定位徐凤翔和她从事的事业，一下子让徐凤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她自问：“我还是徐凤翔吗?我在做的事情除了学界的意义之外，还有什么?”“小木屋”建成后，徐凤翔的科考工作就经年累月不停地进行下去，长达18年。 黄宗英拍摄的徐凤翔西藏考察帐篷内工作照 有一次，她和黄宗英费劲央求西藏的一个兵站之后，人家才答应在禁行期让她们搭乘一辆反复检修之后才能上路的卡车进山去科考。司机是一名叫冯随科的小伙子。小伙子说，我的责任可太大了。她说为什么?小伙子说，您52岁，黄老师58岁，我是在带着110岁的老人上高原，您说责任大不大?她笑着说，“你不是叫‘随科’吗?就是追随科学啊”。小伙子也笑了。那一路上全是冰路，冯随科很多时候都要半站起身体开车，因为他要时刻注意路面情况，不敢有丁点闪失。结果，在寒冷的高原公路上，小伙子居然一直满头大汗，不知是紧张害怕，还是开车的姿势太累。 那次要进山。黄宗英一定要跟着，大家只好把白马让给年岁最大的她，其他人身背肩扛着设备徒步前行，没想到，到了目的地之后，很长时间黄宗英都没有露面。大家正诧异的时候，藏族导游自己骑着白马来了，一问才知道，黄宗英累得连马都骑不了了，只好在半路上下马坐在路边休息。她们只好返回去搀着年已花甲的黄宗英追上队伍。 外界对徐凤翔的认识，是多层面的。一次，一个自称“姓党不党”的小伙子开车带她们进山，一路上他的脸色很严肃，不说话。徐凤翔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我不是不高兴，我是在考虑一件事。”“什么事?”徐凤翔问。他说：“我要给中央电视台写信，让他们邀请您上春晚。您这么大年纪还在常年进出高原，就应该上春晚!” 到央视春晚做嘉宾，在这个普通人的眼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应该给常年一身泥水进出高原、曾经全身被数百只蚂蟥叮咬、视艰难险阻于无物的徐凤翔教授。 黄宗英不懂高原生态学，就成了科考队后勤掌勺的。她来了以后，科考队每次回来都能见到袅袅炊烟，喝上热汤。上天让人有其成，必有其败。徐凤翔差不多完全不会做饭，在黄宗英的眼里，做家务，徐凤翔就是个木头疙瘩。一次黄宗英正在做饭，她让徐凤翔“你切点葱花，去去油腥。” 她一本正经地问：“零点几厘米?” “什么?”黄宗英好容易明白过来她的意思，她问的是葱花。“咳——随便!” “规格不明确，我很难执行。” “长点短点都行!” “都行……”她举着刀迟疑。那神气把黄宗英气坏了，她数快板似的说：“同志!切葱，可分葱花、葱节、葱段、葱丝、葱泥、葱汁、兰花葱。你……任择其一!” 徐凤翔听完却慌张着眼神说：“……那么复杂，……我还是别切了。”油冒烟了，黄宗英夺过刀，三下五除二，把葱剁巴剁巴扔锅里了。 后来黄宗英问她，你们家谁做饭啊?“老范啊。”老范是徐凤翔的爱人范自强教授。 曾经与徐凤翔一起在西藏奋斗的同事 1982年首次考察墨脱(县政府前) 黄宗英让大家吃了毒蘑菇 无意中，黄宗英给科考队集体“下”了一次毒。 那天，她采了一大包蘑菇，小孩子一样得意地说：“给大家做最好吃的蘑菇汤。” 回到营地，伴着收音机里的印度乐曲，她忙活起来。大队人马回来，还未近身，话就到了：“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太香了!”“今儿吃什么好东西?”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黄宗英问随队专家。每次，她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会一一过目，仔细查验。她告诉胖朱老师，今天捡的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那些鲜艳的她一个没理，请求免检。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见了，我们下锅啦。” 黄宗英争得免检，晚上一大锅蘑菇汤大家喝了个精光。 当晚，大家开始难受、呕吐，最终判断是蘑菇中毒!黄宗英开始自责，徐凤翔却说，怎么能怨你呢?真菌是一门专门的学科。跟着告诉她，是自己的责任，上山来就不该…… 那晚，大家都撑不住了。徐凤翔第一次宣布：“今儿不打夜班了，早点休息吧。大家警惕些，彼此照顾，只要今晚不出事，明天一早别人来上班，也可以骑马去喊医生。”夜里，在所有人难受的挣扎中，徐凤翔也吐了……一位姓李的队员没有了脉搏，在用了黄宗英的心脏病急救药后，有了脉搏，开始呻吟，这个呻吟竟成了那晚最好听的声音。 在一个帐篷里的徐、黄二人忍着身体的不适开始聊天。徐凤翔说：“我真怕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啰。感觉怎么样?” “可以，想睡。只是手背一剜一剜地疼……” “荨麻螫了可厉害，我这儿有风油精。”她递给黄宗英一个小瓶，并解释：“荨麻是荨麻科艾麻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被螫毛，触后有剧痛感。叶互生，圆锥花序。我国有十四种……”黄宗英想起了徐凤翔切葱花。渐渐地她们睡着了。 清晨临近，“都……活着?”黄宗英有气无力地问。 “都好好地睡着呢?”徐凤翔顽皮地笑了笑。 那是一次“有惊有险”被万幸躲过去的经历。 一天早晨，徐凤翔问黄宗英：“起来啦?你抽烟吗?”“干嘛?”“我需要你的协助。一只草虱叮在我的肩部。”“什么虱?”“一种蜱螨目的小动物，它叮在人体上吸血。昨晚我躺下去，这里又痒又疼，我就猜又是草虱，拿手电一照，果然。”“你怎么不弄掉呢?”“弄不掉!不能硬拔，最好用烟头烫。”“那你昨晚上怎不叫我烫?”“我看你累了。” “唉……”黄宗英点着一支烟。徐凤翔在寒冷的帐篷里露出瘦削的肩部。黄宗英看见了绿豆般大的草虱，翘着小屁股，一头扎在徐凤翔的身体里，怎么碰也不动。徐催她：“拿烟头烫呀!” “要烫痛肉的!”“不要紧，可以忍受。不能硬拔，拔不出；拔出一半来，头还在里边，得开刀。”“是吗……”黄宗英取出带手电灯的放大镜，小心翼翼地，把烟头朝着她的肩膀头烫过去。 “你看见它那八只腿了吗?”“看见腿了。”“腹部鼓鼓的，吃得多饱。”“看见了，它在动，你别动!”“啊……好……好啦，它不动了现在你看我拔它出来，你看得清楚吗?太好了，它的口器还是完整的，你用放大镜仔细看……”“好啰，好啰!看你的肩膀吧，要不要擦药?”“不用，你看它的嘴，是刺吸式口器……”“把衣裳穿起来!你——呀!” 取出草虱，徐凤翔对黄宗英说：“问一问朱老师，要不要这完整的草虱标本。” 黄宗英大声地叹了口气。 这对年龄相差6岁的老姐妹，今天年龄加起来已经174岁，一个是生活上的木头疙瘩，一个是高原生态学的门外汉，却成了永远的莫逆之交。 徐凤翔2008年到上海看望住院的宗英姐 特聘研究员王方辰 王方辰，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总工程师、徐凤翔特聘的研究员。从1998年到2004年，王方辰在徐凤翔的研究所学习工作了6年，从一个野外探险家和野人研究者，拓展为高原生态学研究人员，成了徐凤翔不可多得的科研助手。 徐凤翔在北京门头沟的第二座“小木屋”离开科考一线岗位，成为西藏的退休教授。她把自己“抬头读天书，低头看地史，放眼望去，生活教具”的科研理念传给了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王方辰。 徐凤翔说自己是“虔诚地‘一路长头’磕进西藏的。磕长头走进去，走了西藏的主要线路、考察了那里的典型生态类型。”现在王方辰们开始接过徐凤翔的班。徐凤翔评价王方辰青藏高原是“中华水塔”概念“很有意思，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更倾向叫‘天池’，“‘天池’接近科学定义。”她评价王方辰“是个能吃苦也肯做事的人，尽管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科班出身。” 被徐凤翔聘为研究员之后，王方辰30年筚路蓝缕的高原探险、野人研究科考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多年来，在徐凤翔离开大峡谷之后，他每年都要随各类科考队返回去，用老师教给的方法协助人家工作，尤其90年代后期，他也像徐凤翔那样，开始参与深入考察研究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工作：1998年参加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穿越大型科学探险活动；考察三江源冰川、湿地江河源头、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多次组织和参与云、贵、川、内蒙古、新疆、黄土高原、陕甘宁等多类地区的生态对比专题科学考察，亲自组织高山、森林、草原、戈壁、荒漠及沙漠等干旱地区的生态科学考察及科学探险，总行程达20余万公里，期间无数次遇险。 在徐凤翔身边，王方辰不仅开始学习高原生态学，还是科考摄影师、文秘、司机、基建工程师，什么都做。他说：“只要徐教授认为能去到的地方，她就都要去，我则紧随其后，尽自己所能。” 他还是中国探险协会秘书长，1985年起在中国野人研究会工作。1994年国内成立“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至今已经21年。1998年参加贯通大峡谷的全程穿越考察活动之后，他第一次了解了大峡谷。 跟随亦师亦母的徐凤翔教授多年之后，王方辰告诉记者，我们应该更关注大峡谷现在究竟有什么变化?“2015年的春节我不一定在北京过，今年可能去云南。” 王方辰最后随行徐凤翔到西藏，是徐凤翔74岁那年，那次，徐凤翔到了珠峰大本营。后来他真正开始自己带队到大峡谷考察，其中一次是与12个专家一起，专项考察那里的水利资源，“目前考察数据还处于保密阶段，但收获肯定是巨大的。”因为贡献突出，王方辰被中央电视台聘为高原生态学方面的科普顾问；青海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特别颁发了“科学顾问”证书给他，王方辰把这个证书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和徐凤翔一样，只要献身大峡谷科考事业，“经常遇险，很少回家”就会成了一个人生活的常态。王方辰当然不例外。 他和队友多次死里逃生。在西藏开车过河的时候，一次在人先趟河过去摸底觉得没问题后，车队开始过河，结果头车挺顺利开过去后，在后面王方辰开的越野车在河中心突然下陷，一会儿河水就接近了车顶。幸好有天窗，他们几个在车里的人从天窗拼命往外爬。他是最后从车里的水中钻出来的。出水之后，他马上寻找遇险前留在设备里的科考数据，但绝大多数设备被水浸损坏了，数据丢失殆尽。“有几个关键的数据幸亏被我提前转存到了U盘，如果还在其他设备里，也就完了。那次我们几个人是死里逃生。”他说。 科考队员有个通病，遇险之后总是会先想方设法保留数据和拍摄遇险现场视频资料。 一次，王方辰进行野人考察的时候，在山路上越野车前轮突然被路上的凸起颠了起来，整车侧翻掉到了20多米深的山崖。就在掉下去的瞬间，车身侧翻，前风挡粉碎后把他重重地甩了出去，同伴则在车内摔到了后座下面。那次，他昏迷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后醒来，他开始回忆自己刚才做什么了。等到发现身上好多地方有血，右臂被玻璃茬刺开了一条大大的口子，才意识到“遇险了!”待第一时间确认队友无大碍后，他赶紧本能地拿出相机拍摄事故现场，让队友联系救援。 他很想像徐教授那样多走一些国家，去考察那里的生态环境，但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大川，却无时不在拴住他的脚步。那里被一条条大山脉截成的几条大的河流，被他形象地绘制出一个模型，他把那里叫做“中华大水塔”。 经过多年考察，王方辰得以了解“中华水塔”里的水之所以不竭的原因——是冰川和空气云层、冷暖气流交互作用的结果。他站在高原的山上，用红外测试仪测量离地面200米左右距离的云层各层温度，发现温度差别很大，而冰川的温度在一个时间段内则保持在零下10摄氏度到20几摄氏度的样子，证实了不同的温度层级变化导致冷暖气流运动，把云气中的水分不断地补充到了冰川，才让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成为几大河流的发源地。他让记者看资料图片，说，青藏高原上的云层，无论何时都是在有积雪和冰川的山脉顶上，“云不离山”。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些自然现象，他才愈发地觉得保护我们的“中国大水塔”是多么的重要。 发现“猴娃” 在考察高原生态、野外探险工作中，寻找野人踪迹、研究野人，是王方辰很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他已经是国内野人研究的一线权威专家。目前只有他拍摄到了非常清晰、距离非常近的“猴娃”视频，那应该是最珍贵的与野人相关的视频资料，至今尚未公布，电视媒体也只在他允许的情况下用了很短的几个镜头。记者看了全部的视频资料。 “猴娃”在他拍摄后去世，时年34岁。据调查，“猴娃”是他的母亲被至今未见的野人掳去后，怀孕生的。“猴娃”的哥哥们现在还健在，他们向王方辰带领的科考队介绍了“猴娃”在世时的生活习性说，“猴娃”没有语言能力，玩耍时高兴了就像猿类那样拍打胸部；记者看到资料片中的“猴娃”的确如此，“猴娃”没有穿衣服，在他家房子的附近慢跑着，笑起来就是猴子的状态。后来为配合科考工作，“猴娃”哥哥们亲自动手，把他的遗骨挖出来，让专家带回了北京进行研究。经过数位国内顶级专家研究后确认，DNA测试结果，“猴娃”的猴性为25%，剩下的75%因为父本难寻而不能下结论，因为找不到他的父亲。他脑量仅为人类的三分之一，眉骨等主要特征也与人类有很大差异。王方辰给记者展示了很多野人的毛发实物，他说因为没有毛囊，其DNA数据提取也遇到了困难。在“猴娃”视频资料中，已故中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先生，在对“猴娃”遗骨中与猿类头骨相同的地方进行确认后说，“这个东西很清楚啊，它就摆在这里，我们只要把它描写清楚就行了!” 已经走进高原生态学科研领域的王方辰，对自己能向包括徐教授在内的大科学家求教深感荣幸，“几个国家级在大峡谷的科考项目，在我们这些更年轻些的人手里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能走的更远!”其实，王方辰今年也已经60岁，退休了。但他和徐凤翔一样，成了停不下脚步的人。 他说，徐凤翔教授对我的教诲受益终生，贾兰坡院士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科学观念。很多年前，一次，王方辰起草了一个科考的计划书，呈递给贾先生。贾兰坡认真看完，抬起头来对他说：“小孩儿啊，科考就是科学研究，不能有任何政治色彩和任何形式的宗教观念。把你计划书前面的帽子语言全部去掉!” 王方辰在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之后，一步步向科学的彼岸前行。2015年，他的计划是云贵高原。他告诉记者，离开高原回到北京，“富氧的环境已经不能适应，更不要提恶劣的空气质量了。”60岁之后，他打定主意——紧步徐凤翔的后尘，把高原生态学研究搞下去，只要人家需要，做什么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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